今于头段处既错,又如何践履?[5]由这个批评所引申出来的一个认识是,在荀子、董子那里,王道对于善治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辅助性的,因为民众离恶向善的根基不是被放在民之本性上,而是被完全放在圣王一边,极大地依赖于圣王所立之礼法。
笔者曾讲过:王权制度并不具有皇权制度那样的‘专制性质,而是一种具有‘共和性质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下,王者并不拥有后来皇上那样‘乾纲独断的政治权力。然而其政治体制却不是专制。
] 孔子的政治理想,当然不可能预见到现代性的及未来的社会形态。],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 2.自秦至清的帝国制度。] 按照这个观点,如果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也已经是氏族公社之后的社会形态,即殷周以来的社会形态。即使今天,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基因潜质,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挥之即去。
笔者曾说过: 中国社会有两次影响最深远的变革:一次是周秦之变,即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从王权时代的宗族社会转变为皇权时代的家族社会,于是帝国制度才是正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
如《隐公元年》传曰:不书即位,摄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在这种情况下流传的经学距离全经仍然很远。刘歆则认为,与《公羊传》《穀梁传》出于七十子后相比,左丘明亲见孔子,因此,与《公羊传》《穀梁传》相比,《左传》在解释《春秋》的义理方面更为详细,更有优势。
在《春秋左传正义》保存的佚文中,刘歆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经文文字训诂方面的解释。[2]1712-1713《春秋古经》指《左氏传》所依《春秋》经文,《经》十一卷则指《公羊传》《穀梁传》所依经文。
[2]1710所谓鲁淹中,指的就是鲁恭王坏孔子宅之地2。对于刘歆的生年,史书未有明言。[2]1706与上面所说不同,这里没有提到《春秋左传》,却提到《论语》《孝经》。四、天人之道:刘歆对于《春秋》的总体看法 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他的左氏学义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春秋》的总体看法。
[2]1708对于《毛诗》与三家《诗》的经文异同,刘向、刘歆并未说明。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14]240-241刘歆引用此文用以说明告朔。人道之始,本于夫妇,此即咸卦。
刘歆从唐虞时期说起,认为当时圣王相袭,其道甚著。一、刘歆对古文经学的争立及其目的 刘歆,字子骏,是刘向的少子。
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王充曰:《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
正因为左丘明参与了孔子制作《春秋》的过程,所以其才有资格作传以维护孔子作《春秋》的本义。与传统的孔子作《春秋》说不同,刘歆认为《春秋》乃孔子与左丘明合作而成,这显然是为了突出左丘明在孔子制作《春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书中含有褒贬之辞,因此孔子不敢笔之于书而口授弟子,于是弟子所闻不同而产生异言。此外,还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解释如字。如《汉书·艺文志》曰《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2]1704-1713,施、孟、梁丘《章句》是对施、孟、梁丘三家《易》的解释,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是对今文《尚书》的解释,《公羊章句》是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穀梁章句》则是对《春秋穀梁传》的解释。《序卦传》又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所谓‘孔氏,盖即上所谓‘孔壁。
此外,在刘歆之前,《春秋左传》就有一条明晰的传承谱系。刘歆以为北斗有环域,四星入其中也。
刘歆的左氏学还体现在其引用《左传》材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扬雄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即公元前53年。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对于《春秋左氏传》,《汉书·艺文志》曰:《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
[3]1161-1162又曰:孝武皇帝封弟为鲁恭王。4关于左丘明的名字以及其与孔子的关系问题,可参见张以仁:《春秋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71-97页。[2]1706这里所说的脱简云云,就是刘歆上面说的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因为在刘歆的心目中鲁恭王孔子宅所得确实源于孔子所传,其权威性、可靠性不言而喻。
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杜预注曰:宝玉,夏后氏之璜。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在《汉书·五行志》中也能看到刘歆对于《左氏传》章句义理的发明,如厘(僖)公十六年‘正月,六鶂退蜚,过宋都。
而河间献王所得来自民间,其权威性、可靠性就要差一些了。[2]1705《经》二十九卷指的是《今文尚书》,《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是在《今文尚书》的基础上加上孔安国孔壁所得古文十六卷和《书序》一卷。
《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释例》曰:遇者,仓卒简仪,若道路相逢遇者耳。传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于是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
章句是当时解释经学的一种体例,其特点是把经文分成若干章,然后加以解释。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
‘星陨如雨,如,而也,星陨而且雨,故曰‘与雨偕也,明雨与星陨,两变相成也[2]1509,传文出于《庄公七年》,刘歆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对夜明作了解释。由上可知,刘歆争立的古文经学主要出自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河间献王所得古文仅是辅助。
杨天宇说:所谓‘鲁淹中,盖即民间献书之一途。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